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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地下试管婴儿40万起步

2022-11-16 13:00 浏览量:

  据宁波晚报-中国宁波网6月22日报道:41岁的梁栋(化名)最近很纠结,自二孩政策放开后,他和妻子就有再生一个孩子的想法。可与他同龄的妻子有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,医生建议谨慎受孕。

  梁栋四处打听,结果发现有帮人生孩子的服务,且市场需求旺盛,已形成了包括中介、妈妈和医疗机构在内的一条地下产业链。他动心了。

  记者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发现,随着二孩政策放开,像梁栋这样为生二孩而烦恼的人不在少数,地下产业开始暗潮涌动。

  在这条地下产业链上,中介、女和医疗机构,为着各自利益,在法律和伦理的边缘,一出出充满期待却又结果未卜的交易正在上演。

  梁栋说,这是他这辈子下的最大的一个赌注。上个月,他河妻子办理了财产转移手续,这样做的目的,只是为了生孩子,避免日后变故引起纠纷。

  41岁的梁栋是一家房地产企业的管理层,膝下有个9岁的女儿。一直以来,夫妻二人都想再要个孩子。如今政策有了,可医生的建议让他不能接受。

  梁栋知道,妻子已过生育年龄,身体也不好,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等慢性疾病,确实不适宜再怀孕生产。

  梁栋开始打电话,找熟人、求偏方,结果让他大开眼界的是:原来生个孩子并没那么难,或试管婴儿、或自然怀孕,只要肯出钱,就有中介和妈妈帮你做好。

  通过网络,他找到了武汉的一家公司,并成功物色了一位年纪28岁的妈妈。

  这是一次高风险的尝试,夫妻二人担心因此给家庭带来麻烦,于是将所有财产都转移到妻子名下。尽管如此,梁栋依然很纠结,他知道,这是一桩不受法律保护的交易。

  正是因为有像梁栋这样的需求者,地下产业找到了生存的空间。据记者了解,宁波市目前妇儿医院和113医院都具备做试管婴儿的技术,只要条件符合,到计生部门开具一个二胎生育证明就可进行。

  这看起来很简单,但部分家庭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去正规医院,只能寻找地下中介。比如夫妻有一方没有生育能力;夫妻年龄偏大,自己生产存在风险;夫妻双方曾经患过疾病,担心自己的卵子质量下降,不能生出健康的宝宝等。

  几个星期前,根据知情人提供的线索,记者和这位自称圈内的元老级人物取得了联系,并在苏杭网站上记住了他的相貌,那里留有他本人的照片。

  “王站长”承认,这个行业并不被法律所允许,前几年浙江就查得很严,随后国家又开始整治地下产业链,不过对象主要是公立医院和医生,个人诊所波及的并不多。至于像他这样的中介,即使被抓到,也只能当作“黄牛”处理,顶多拘留十天半个月。

  虽然处罚不重,震慑力还是很强。“很多同行有的去了广州,有的转行,只有我坚持了下来,逐渐成为长三角地区最大的中介,甚至在全国都排得上名。”据“王站长”讲,广东那边有他们固定的医院和医生,妻子在那里负责打理,而他则在这边联系客户,形成了中介、医院和生产一条龙服务。

  记者通过多个QQ群验证“王站长”的说法。发现不少群友都知道“苏杭网”有个王站长,有的还称跟他很熟,是其客户。而有的年轻女子则称已经跟他签约,是“待价而沽”的妈妈。

  但据另一名此前做过中介、现已转行做红酒生意的业内人士称,由于国家严禁医疗机构实施技术,“王站长”所说的固定医院,实际上是条件简陋的黑诊所、黑医院,中介只是为他们拉客户拿提成。

  “王站长”反复强调,他是在做“好事”,他的目的就是要给不孕不育家庭带去孩子。现在来找他咨询的明显增多,签约客户也比以前增加了大约20%。他提醒记者,如果想再要一个,最好早点下手,毕竟都这把年纪的人了,等不起。至于的方式,他们有各种套餐可供选择。

  记者从“王站长”以及其他中介和QQ群等多方了解得知,地下一般有人工和自然两种:人工,就是由丈夫供精、老婆或第三人供卵、第三人供精;

  两种方式的价格弹性也极大,从十几万元到158万元不等。总体来说,人工方式要牵涉到医院,费用相对较高。目前的市场行情是:做两次试管婴儿医院收费需10万元左右,两次仍未成功需另外加钱。中介费3万元,“代妈”的报酬是25万元左右,再加上支付给捐卵女孩的费用,需40多万元;如果是自然方式,只需付中介费和给“代妈”支付报酬,最低30万元。不过这不包括给妈妈的每个月四五千元的生活补贴等其他额外费用。

  记者的微信好友里有两名和“王站长”一样的中介,他们每天都会在朋友圈发布大量年轻漂亮的捐卵女孩照片。“王站长”说,如果要找捐卵女孩,客户首先要讲明自己的要求,比如年龄、身高、学历、血型等,中介会按照客户要求进行筛选,然后把详细材料提供给客户。选中哪个女孩后,付一定的定金就可以约见本人。

  捐卵女孩的报酬根据其自身条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,一般价格是5万元左右。本科学历、身高1.6米以上要6万元,1.7米以上则要10万。“王站长”说,捐卵的钱中介是不赚的,具体每个女孩多少钱,客户和女孩自己协商,他只拿中介费。

  记者发现,捐卵女孩来自全国各地,注明浙江、上海、江苏的都有,中介说有专门的团队去搜罗有意向的女子。“王站长”说,早几年他们都是发卡片的,效果不理想,因为咨询的人很多,每天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应付,到头来谈成的却不多。现在通过网络就方便多了,他名下就有包括苏杭网在内的多个网站,很多女子都是看到网站后主动来联系的。他们再把每个人的个人资料,包括年龄、身高、学历、照片等制作成电子表格,供客户选择。

  捐卵女子的目的很简单,那就是挣钱。如果价格合适,很多人并不排斥自然。

  “王站长”说,“代妈”大都来自偏远农村,是离异、30岁以内、已生育过的女性。有些是未婚妈妈,独立抚养孩子且生活拮据,想通过做“代妈”赚钱养家。这个群体因为经济状况差,且对人工授精方式存在疑虑,多选择自然怀孕。

  得知记者考虑以自然方式进行,“王站长”拿出他的手机相册,一一给记者翻看,询问需要什么类型的女,看中后可以跟对方相约见面。他们的操作已经形成了标准化流程:见面满意后,中介和客户带女去医院体检,拿到身体健康证明后,三方签合同,预付定金2万元,开始启动整个流程。中介费3万元,给“代妈”的报酬可以协商,通常为25万元左右。额外每个月需支付工资4000元,生活费一般为2000元。

  除此之外,客户还要给女在宁波租房子,等排卵期的时候同房。怀孕一个月以后有胎心了付10%,第三个月再付10%等最后孩子出生,费用付清。

  最后,“王站长”还向记者隆重推荐了号称他们公司最高端的“套餐”—赴美生子。“想不想生个美国娃?有美国出生证明的,成年后就能拿美国国籍。我们也可以帮你做,中介费60万元。一切都不用你操心,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提供。”

  见记者迟迟不肯下单,“王站长”提醒说,现在妈妈可是紧俏得很,她们大都来自偏远农村、离异、30岁以内、已生育过的女性。随着物质生活改善和独生子女增多,以后要找个“代妈”越来越难。接下来的主力军都是90后和00后,而且大多是独生子女,她们不大可能愿意做这一行。

  对于记者提出的“代妈”中途开溜的顾虑,王站长再三保证,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。“她们看重的就是报酬,根据行内规则,有胎心的时候才能拿到10%的报酬,后面20多万呢,谁会拿了一两万,丢下大头不要就走人欺骗客户呢?更何况,怀孕后开溜,还意味着接下来要流产、住院,既花钱又对身体不好,她们为什么会中途放弃呢?”

  30岁的小戴是记者联系上的一名女。来自云南偏远农村的她生过一个儿子,和前夫离异后独自生活,目前在温州一家化妆品店打工,月收入2000多元。她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,做妈妈的目的,就是想赚点钱。

  小戴说她关注已有两个多月,查过一些资料后得知,通过人工授精的风险较大,胎儿成功率低,还容易发生流产或畸形。所以她并不排斥自然受孕,当然前提是价钱合适。

  小戴说,如果确定合作,客户得给她租好房子,每个月付生活费后,双方可以像夫妻一样生活,等待怀孕。

  期间,小戴也对记者的工作、性格、爱好等做了详细询问。她说,女虽然挣钱是目的,但也有最基本的人格要求,最怕的就是碰到奇葩客户。她的一个姐妹就是因不堪客户的骚扰而终止了合同。

  刚开始,姐妹和这名客户谈得还算顺利,客户在他工作单位附近租了房子,结果每天中午都要去姐妹的房间午休,引起姐妹的抗议。

  可姐妹认为,那你也得尊重人家女孩子的私生活啊,当初签协议的时候,就说得很明白,到排卵期的时候才同房,平时不能打扰。

  在“王站长”看来,这样的奇葩男子在圈里并非个例,他之前遇到一个杭州的客户,对“代妈”非常挑剔,他断断续续提供了十几个“代妈”,对方挑选了两年才最终选定。

  还有一名客户,交了中介费,和“代妈”谈好价格开始合作,期间又因为女孩长得不够漂亮而反悔。

  “王站长”希望记者拿出诚意,要求不要过高,“这样合作的三方才会都满意。”

  目前,我国禁止的法律缺失,部门联动工作机制尚未完全理顺,基层卫生监督执法力量薄弱,案件存在发现难、取证难、处罚难的现象。

  据一份非官方数据统计称,目前,我国每年通过“黑市”出生的孩子超过1万名,因此而涉及的法律和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。据媒体报道,2012年,厦门有一位妈妈生下孩子后反悔,舍不得把孩子交给客户,向法院起诉客户索要孩子抚养费。此外,打着的幌子进行猎艳或诈骗的事件也时有发生。

  浙江万里学院法学院副院长丁寰翔副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,早前我国政府是在法律上完全禁止的,但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。去年底通过的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(草案)》删除了“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”条款。禁止虽然未入法,但卫计委严禁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技术,严禁买卖、卵子、受精卵和胚胎。“删除条款并不等同允许。这次修法后有关方面进一步加强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管理,保障正常的医疗秩序,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。”丁寰翔说。

  宁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、法学博士蔡连增说,正在形成非法的黑色产业链,损害女性健康、败坏伦理道德,特别是在一些“跨代”问题上,还涉及遗产继承等诸多问题。最重要的是这破坏了人类正常的生育秩序,违背公序良俗。德国、法国、新加坡等许多国家都明令禁止。“如果允许,那么怀胎十月、一朝分娩作为亲生母亲的铁证将会被破坏,母亲生育之恩、养育之苦的传统形象将会被颠覆。

  有人为了获利而不惜出卖身体替人怀孕生育,这对于公众都是伦理道德甚至是思想观念上的冲击。”

  蔡连增表示,除了伦理以及法律问题外,女性在达不到标准的黑诊所做手术,容易成为被剥夺、利用和欺骗的受害者,造成身体严重损害而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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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地下试管婴儿40万起步

发布时间:2022-11-16 13:00

  据宁波晚报-中国宁波网6月22日报道:41岁的梁栋(化名)最近很纠结,自二孩政策放开后,他和妻子就有再生一个孩子的想法。可与他同龄的妻子有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,医生建议谨慎受孕。

  梁栋四处打听,结果发现有帮人生孩子的服务,且市场需求旺盛,已形成了包括中介、妈妈和医疗机构在内的一条地下产业链。他动心了。

  记者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发现,随着二孩政策放开,像梁栋这样为生二孩而烦恼的人不在少数,地下产业开始暗潮涌动。

  在这条地下产业链上,中介、女和医疗机构,为着各自利益,在法律和伦理的边缘,一出出充满期待却又结果未卜的交易正在上演。

  梁栋说,这是他这辈子下的最大的一个赌注。上个月,他河妻子办理了财产转移手续,这样做的目的,只是为了生孩子,避免日后变故引起纠纷。

  41岁的梁栋是一家房地产企业的管理层,膝下有个9岁的女儿。一直以来,夫妻二人都想再要个孩子。如今政策有了,可医生的建议让他不能接受。

  梁栋知道,妻子已过生育年龄,身体也不好,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等慢性疾病,确实不适宜再怀孕生产。

  梁栋开始打电话,找熟人、求偏方,结果让他大开眼界的是:原来生个孩子并没那么难,或试管婴儿、或自然怀孕,只要肯出钱,就有中介和妈妈帮你做好。

  通过网络,他找到了武汉的一家公司,并成功物色了一位年纪28岁的妈妈。

  这是一次高风险的尝试,夫妻二人担心因此给家庭带来麻烦,于是将所有财产都转移到妻子名下。尽管如此,梁栋依然很纠结,他知道,这是一桩不受法律保护的交易。

  正是因为有像梁栋这样的需求者,地下产业找到了生存的空间。据记者了解,宁波市目前妇儿医院和113医院都具备做试管婴儿的技术,只要条件符合,到计生部门开具一个二胎生育证明就可进行。

  这看起来很简单,但部分家庭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去正规医院,只能寻找地下中介。比如夫妻有一方没有生育能力;夫妻年龄偏大,自己生产存在风险;夫妻双方曾经患过疾病,担心自己的卵子质量下降,不能生出健康的宝宝等。

  几个星期前,根据知情人提供的线索,记者和这位自称圈内的元老级人物取得了联系,并在苏杭网站上记住了他的相貌,那里留有他本人的照片。

  “王站长”承认,这个行业并不被法律所允许,前几年浙江就查得很严,随后国家又开始整治地下产业链,不过对象主要是公立医院和医生,个人诊所波及的并不多。至于像他这样的中介,即使被抓到,也只能当作“黄牛”处理,顶多拘留十天半个月。

  虽然处罚不重,震慑力还是很强。“很多同行有的去了广州,有的转行,只有我坚持了下来,逐渐成为长三角地区最大的中介,甚至在全国都排得上名。”据“王站长”讲,广东那边有他们固定的医院和医生,妻子在那里负责打理,而他则在这边联系客户,形成了中介、医院和生产一条龙服务。

  记者通过多个QQ群验证“王站长”的说法。发现不少群友都知道“苏杭网”有个王站长,有的还称跟他很熟,是其客户。而有的年轻女子则称已经跟他签约,是“待价而沽”的妈妈。

  但据另一名此前做过中介、现已转行做红酒生意的业内人士称,由于国家严禁医疗机构实施技术,“王站长”所说的固定医院,实际上是条件简陋的黑诊所、黑医院,中介只是为他们拉客户拿提成。

  “王站长”反复强调,他是在做“好事”,他的目的就是要给不孕不育家庭带去孩子。现在来找他咨询的明显增多,签约客户也比以前增加了大约20%。他提醒记者,如果想再要一个,最好早点下手,毕竟都这把年纪的人了,等不起。至于的方式,他们有各种套餐可供选择。

  记者从“王站长”以及其他中介和QQ群等多方了解得知,地下一般有人工和自然两种:人工,就是由丈夫供精、老婆或第三人供卵、第三人供精;

  两种方式的价格弹性也极大,从十几万元到158万元不等。总体来说,人工方式要牵涉到医院,费用相对较高。目前的市场行情是:做两次试管婴儿医院收费需10万元左右,两次仍未成功需另外加钱。中介费3万元,“代妈”的报酬是25万元左右,再加上支付给捐卵女孩的费用,需40多万元;如果是自然方式,只需付中介费和给“代妈”支付报酬,最低30万元。不过这不包括给妈妈的每个月四五千元的生活补贴等其他额外费用。

  记者的微信好友里有两名和“王站长”一样的中介,他们每天都会在朋友圈发布大量年轻漂亮的捐卵女孩照片。“王站长”说,如果要找捐卵女孩,客户首先要讲明自己的要求,比如年龄、身高、学历、血型等,中介会按照客户要求进行筛选,然后把详细材料提供给客户。选中哪个女孩后,付一定的定金就可以约见本人。

  捐卵女孩的报酬根据其自身条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,一般价格是5万元左右。本科学历、身高1.6米以上要6万元,1.7米以上则要10万。“王站长”说,捐卵的钱中介是不赚的,具体每个女孩多少钱,客户和女孩自己协商,他只拿中介费。

  记者发现,捐卵女孩来自全国各地,注明浙江、上海、江苏的都有,中介说有专门的团队去搜罗有意向的女子。“王站长”说,早几年他们都是发卡片的,效果不理想,因为咨询的人很多,每天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应付,到头来谈成的却不多。现在通过网络就方便多了,他名下就有包括苏杭网在内的多个网站,很多女子都是看到网站后主动来联系的。他们再把每个人的个人资料,包括年龄、身高、学历、照片等制作成电子表格,供客户选择。

  捐卵女子的目的很简单,那就是挣钱。如果价格合适,很多人并不排斥自然。

  “王站长”说,“代妈”大都来自偏远农村,是离异、30岁以内、已生育过的女性。有些是未婚妈妈,独立抚养孩子且生活拮据,想通过做“代妈”赚钱养家。这个群体因为经济状况差,且对人工授精方式存在疑虑,多选择自然怀孕。

  得知记者考虑以自然方式进行,“王站长”拿出他的手机相册,一一给记者翻看,询问需要什么类型的女,看中后可以跟对方相约见面。他们的操作已经形成了标准化流程:见面满意后,中介和客户带女去医院体检,拿到身体健康证明后,三方签合同,预付定金2万元,开始启动整个流程。中介费3万元,给“代妈”的报酬可以协商,通常为25万元左右。额外每个月需支付工资4000元,生活费一般为2000元。

  除此之外,客户还要给女在宁波租房子,等排卵期的时候同房。怀孕一个月以后有胎心了付10%,第三个月再付10%等最后孩子出生,费用付清。

  最后,“王站长”还向记者隆重推荐了号称他们公司最高端的“套餐”—赴美生子。“想不想生个美国娃?有美国出生证明的,成年后就能拿美国国籍。我们也可以帮你做,中介费60万元。一切都不用你操心,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提供。”

  见记者迟迟不肯下单,“王站长”提醒说,现在妈妈可是紧俏得很,她们大都来自偏远农村、离异、30岁以内、已生育过的女性。随着物质生活改善和独生子女增多,以后要找个“代妈”越来越难。接下来的主力军都是90后和00后,而且大多是独生子女,她们不大可能愿意做这一行。

  对于记者提出的“代妈”中途开溜的顾虑,王站长再三保证,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。“她们看重的就是报酬,根据行内规则,有胎心的时候才能拿到10%的报酬,后面20多万呢,谁会拿了一两万,丢下大头不要就走人欺骗客户呢?更何况,怀孕后开溜,还意味着接下来要流产、住院,既花钱又对身体不好,她们为什么会中途放弃呢?”

  30岁的小戴是记者联系上的一名女。来自云南偏远农村的她生过一个儿子,和前夫离异后独自生活,目前在温州一家化妆品店打工,月收入2000多元。她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,做妈妈的目的,就是想赚点钱。

  小戴说她关注已有两个多月,查过一些资料后得知,通过人工授精的风险较大,胎儿成功率低,还容易发生流产或畸形。所以她并不排斥自然受孕,当然前提是价钱合适。

  小戴说,如果确定合作,客户得给她租好房子,每个月付生活费后,双方可以像夫妻一样生活,等待怀孕。

  期间,小戴也对记者的工作、性格、爱好等做了详细询问。她说,女虽然挣钱是目的,但也有最基本的人格要求,最怕的就是碰到奇葩客户。她的一个姐妹就是因不堪客户的骚扰而终止了合同。

  刚开始,姐妹和这名客户谈得还算顺利,客户在他工作单位附近租了房子,结果每天中午都要去姐妹的房间午休,引起姐妹的抗议。

  可姐妹认为,那你也得尊重人家女孩子的私生活啊,当初签协议的时候,就说得很明白,到排卵期的时候才同房,平时不能打扰。

  在“王站长”看来,这样的奇葩男子在圈里并非个例,他之前遇到一个杭州的客户,对“代妈”非常挑剔,他断断续续提供了十几个“代妈”,对方挑选了两年才最终选定。

  还有一名客户,交了中介费,和“代妈”谈好价格开始合作,期间又因为女孩长得不够漂亮而反悔。

  “王站长”希望记者拿出诚意,要求不要过高,“这样合作的三方才会都满意。”

  目前,我国禁止的法律缺失,部门联动工作机制尚未完全理顺,基层卫生监督执法力量薄弱,案件存在发现难、取证难、处罚难的现象。

  据一份非官方数据统计称,目前,我国每年通过“黑市”出生的孩子超过1万名,因此而涉及的法律和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。据媒体报道,2012年,厦门有一位妈妈生下孩子后反悔,舍不得把孩子交给客户,向法院起诉客户索要孩子抚养费。此外,打着的幌子进行猎艳或诈骗的事件也时有发生。

  浙江万里学院法学院副院长丁寰翔副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,早前我国政府是在法律上完全禁止的,但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。去年底通过的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(草案)》删除了“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”条款。禁止虽然未入法,但卫计委严禁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技术,严禁买卖、卵子、受精卵和胚胎。“删除条款并不等同允许。这次修法后有关方面进一步加强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管理,保障正常的医疗秩序,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。”丁寰翔说。

  宁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、法学博士蔡连增说,正在形成非法的黑色产业链,损害女性健康、败坏伦理道德,特别是在一些“跨代”问题上,还涉及遗产继承等诸多问题。最重要的是这破坏了人类正常的生育秩序,违背公序良俗。德国、法国、新加坡等许多国家都明令禁止。“如果允许,那么怀胎十月、一朝分娩作为亲生母亲的铁证将会被破坏,母亲生育之恩、养育之苦的传统形象将会被颠覆。

  有人为了获利而不惜出卖身体替人怀孕生育,这对于公众都是伦理道德甚至是思想观念上的冲击。”

  蔡连增表示,除了伦理以及法律问题外,女性在达不到标准的黑诊所做手术,容易成为被剥夺、利用和欺骗的受害者,造成身体严重损害而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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